丈夫钱锺书常自叹“拙手笨脚”。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，分不清左脚右脚，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。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，怎样的拙。

　　1972年的早春，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，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。早起，锺书照常端上早饭，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，满面得色。我称赞他能蒸年糕，他也不说什么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。我吃着吃着，忽然诧异说：“谁给你点的火呀?”(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，他早上打开火门，炉子就旺了，这一次不是)锺书等着我问呢，他得意说：“我会划火柴了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，为的是做早饭。

　　“文革”期间，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去参加国宴。钟书说：“我不去，哈!我很忙，我不去，哈!”那人说：“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!”钟书则说：“哈!我不去，我很忙，我不去!”那人于是说：“那么，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，起不来?”钟书很直接：“不!不!不!我身体很好，你看，身体很好!哈!我很忙，我不去，哈!”于是一直没有出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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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《围城》后赞叹不已，打电话说要见他。钟书在电话里说：“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，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?”

　　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。钟书说它有灵性，特别宝贝。猫儿长大了，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。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，倚在门口，不管多冷的天，听见猫儿叫闹，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，拿了竹竿，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。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，她称为她一家人的“爱的焦点”。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，引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打狗要看主人面，那么，打猫要看主妇面了!”(《猫》的第一句)，他笑说：“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。”

　　在牛津，我怀上孩子了。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，我们也不例外。锺书谆谆嘱咐我：“我不要儿子，我要女儿只要一个，像你的。”我对于“像我”并不满意。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。女儿，又像钟书，不知是何模样，很费想像。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，不过，这是后话了。

　　在我住院期间，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，每天到产院探望，常苦着脸说：“我做坏事了。”他打翻了墨水瓶，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。我说，“不要紧，我会洗。”

　　“墨水呀!”“墨水也能洗。”

　　他就放心回去。然后他又做坏事了，把台灯砸了。我问明是怎样的灯，我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修。”他又放心回去。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，说是把门轴弄坏了，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，门不能关了。我说，“不要紧，我会修。”他又放心回去。

　　他感激之余，对我说的“不要紧”深信不疑。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“坏事”，我回寓后，真的全都修好。

　　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，回到寓所。他炖了鸡汤，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，煮在汤里，盛在碗里，端给我吃。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“大阿官”能这般伺候产妇，不知该多么惊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