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门十一载
杨云龙
我2004年考入河北科技大学，2005年大二开学后不久，一次偶然的机会闯入谢志浩老师的课堂。从此以后，上选修课、参加沙龙，后来更是登堂入室、耳提面命，受谢老师谆谆教诲不断，至今竟已有十一年了。
（一）
记得那天晚上，我和几个同学在外面逛街回来，走的累了，就坐在北门一教阶梯教室的窗户下休息。那时天气还比较热，教室的窗户洞开，里面灯火通明。我们坐下没多久，就听见从教室里传出阵阵笑声和掌声，我们好奇地站起来向里观望，窗户太高，看不到教室里面。于是，好奇心驱使我们进教室一探究竟，我永远也忘不了推开教室门看到的场景，那个阶梯教室应该有二百个座位的样子，满坑满谷的都是学生，过道上坐满了学生，后面窗台上或坐或站，也全是人，当然，门口也站满了人。我费了好大劲儿，才慢慢地挤到前面，才发现原来讲台上也坐了一圈人，大家背对着黑板听。我这时才终于看清了老师的样子：身材不高，微胖，稍有秃顶，戴一副眼镜，讲起课来声音洪亮，激情满满，同时配有丰富的肢体语言，可惜他只能上半身活动，下半身无法走动，因为脚下都坐着学生。
我从未见过如此震撼的上课场面，立刻被这种浓厚的氛围吸引了进去，站着听完了那节课。那是谢老师的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选修课，那天是2005年10月17日，巴金先生去世，老师聊的是巴金。当时我对于巴金的认知仅限于语文教科书里面的几篇课文，除此之外，一无所知。那天，我知道了“现代文学馆”，“文革博物馆”和《随想录》。
那天选修课的最后，谢老师说，他还有一个读书沙龙，每两周举办一次，地点在文法学院的一间会议室，里面都是一些喜欢读书的“种子选手”，大家互相交流读书心得，希望喜欢读书的学友可以参与进来。我那时虽已大二，喜欢文学，但读书并不多，听说有这样一个社团组织，便默默地记下了时间地点。于是，在一个周六的晚上，我敲开了那间会议室的门。
现在想想，我真是幸运。按照后来谢老师的说法，那时的沙龙，已经过了“史前时期”，正式进入“黄埔一期”。沙龙的活动惯例是，每期由一位学友主讲，内容不限，可以是读书心得，可以是电影观后感，也可以是音乐赏析，总之，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，都可以拿到沙龙上来讲。“黄埔一期”的沙龙，中文系的学长学姐是主力，他们个个出手不凡，文笔好，口才好，读书也多，一上来便开启了沙龙的“黄金时代”。那时的我，虽然只能坐在后排默默地听，但是能有这样的机会，和志同道合的学友们在一起，学习切磋，不正是大学本意之一部分吗？我感觉到我渐渐地摆脱了自上大学以来焦躁不安的情绪，慢慢地从之前那种僵化无趣的教育体制中解冻出来，摆一摆尾巴，抖一抖精神，活动活动僵硬的身体，跟在谢老师和诸位学长后面，游向更加宽广的江河海洋。
（二）
我出生在冀中平原的一个农村，求学经历具有典型的农村八零后学生特征：村里上小学，乡里上初中，县城上高中，省城上大学。当然，一小部分聪明刻苦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城市的重点大学，还有更多的孩子考入专科学校或者在中学阶段退学，我属于中间部分，不好不坏。我从小并没有在任何方面有超出常人的表现，比较听话，很少让家长和老师操心。只是上了初中之后，受“新概念”作文大赛的影响，开始对文学写作表现出兴趣，记得当时订有语文报之类的报纸，中缝里会有征文比赛的通知，天真如我，便涂鸦一篇，周末蹬自行车跑到县城邮局，满怀希望地把信件邮寄出去，不几日便接到回信，通知我的作品进入复赛，需缴纳评审费若干元，那时我身上没有钱，更不可能向家里要钱，便忍痛放弃了。后来又有几次这样的事情，我琢磨出点味道来，便不再投稿，但是喜欢写东西的习惯却延续了下来。
我高中时上的是一所全封闭的私立学校，学生的时间被排得很满，我第一次感到了对环境的不适应，题海战术以及隔三差五的考试排名，现在想来都不知当时的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这些倒还可以坚持下来，最让我不能适应的，是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不允许或者不鼓励你有独立、自由的思考。因为他们觉得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，最重要的是，学生考不出好成绩，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。他们的理由之一是，学习之外的事情，等你们毕业了，自然就慢慢明白了，可是果真如此吗？
那所学校是我们县最好的高中，所谓最好就是升学率最高，创立初期靠一批复读生一炮而红，吸引了周边县的家长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。而我入学不久就表现出了“水土不服”，现在想来，应该是人的天性被压抑后的自然反应。我犹记得我比较喜欢的一位刚毕业的语文老师，当她听到我的抱怨后，用刚出校门但却十分成熟的语气劝我说，人不可能改变环境，只能去适应环境。我很庆幸无论当时或现在，我都对这句话持深深的怀疑态度。那时我已经对语文、历史、政治、地理等文科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且成绩还不错，但是数理化却要差一些，老师劝我说不能偏科，偏科危害大，譬如一张桌子，四条腿不一般长，就站不稳，就会倒掉。当时我虽口头附和，但心想，人怎么能和桌椅板凳一样呢？当然，吴晗和钱钟书的事迹我还是上了谢老师的课以后才知道的。
在这样的学校，消息自然是闭塞的，我们连看《新闻联播》的条件都没有。唯一的消息来源，大概就是学校甬路旁边的读报栏，里面放一些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河北日报》、《石家庄日报》、《中国教育报》之类的报纸，而且报纸的更换也不及时，有的报纸都发黄了，还没有换上新的。这样的读报栏，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，鲜有人看，因为没有几个学生或老师有闲暇时间站在路边读报。而我每次路过，都要停下来浏览一遍标题，然后捡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读上一遍，有几次竟忘了时间，读着读着突然钟声大作，抬头一望，四下无人，撒腿就向教室跑去。
我日日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时时受老师的教诲，但是我并没有完全适应这个环境，老师的话也没有让我心服口服，内心反而有了越来越多的迷惑和不满，在现实中得不到解答和发泄，于是我开始不动声色的我行我素——写小说。我所能利用的自由时间有限，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午休时间，我将自己的生活环境写进了小说里，把听来的、看来的、想到的人和事揉到一起，开始构思自己的首部长篇。然而计划很快就以失败告终，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驾驭长篇的能力，写来写去连自己都不能满意，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连一篇短篇都没有正式发表过。计划虽然终止了，但是写作的努力却没有放弃，我随时留心搜集素材，准备条件成熟时再开始。
就这样纠结地过完了高二，高三那年，火山终于第一次爆发了。那是个周末，学校放假休息，我回家后，平静地跟家人说，我不想上学了，我要退学。想来父母听到这句话时，内心的感受无异于晴天霹雳一般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一向成绩尚好且听话的我，会想要退学？可能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竟没有对我大呼小叫，而是从自己苦难的童年开始回忆，再一次的教导我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出人头地的道理。可能是压抑的太久，我听着父亲的话，只是泪流不止。
那时的我，独立的想法刚刚萌芽，在家人的一致劝说下，我很快便打了退堂鼓，次日便背起书包返回了学校。表面看，我听从了家人的意见，但实际上，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埋了起来。直到高考结束，我和家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但我知道，那个想法，时时在我心里蠢蠢欲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来，所谓平静水面之下的暗流涌动，指的大概就是我那时的心情吧。
（三）
上大学后，内心并没有因为学习压力的减小和环境的改变而平静下来，反而愈来愈纠结和痛苦。我几乎对所有的课程提不起兴趣，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比高中的“填鸭式”好不到哪里去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将近退休的老太太，每次上课都是照着PPT，从头念到尾，有一次竟然把“句号”念成了“欧”，把我们笑得憋出内伤，终于有学生提出了质疑，她竟然回应说，我都念了三十多年了，还没有人说我念的不好！全班哑然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对上课也越来越应付差事，不是逃课就是睡觉，终于在大一期末考试时，挂了一门课。
安身之所有了，立命何所在呢？
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地质单位，一次参与整理单位历史的机会，燃起了我对于单位历史研究的兴趣，于是我申请借调到资料室，想着利用工作之便，为以后的研究做一些积累，然而没有了谢老师的督促和指导，懒惰如我，竟蹉跎岁月，荒废了大把时光，也没有做出一些满意的成绩来，想来真是惭愧不已。
谢老师却给了我宽容和鼓励，他多次想让我把在文化馆的工作经历在沙龙上讲给学友们，我那个时候没有信心，担心讲的不好，一是让谢老师脸上无光，二是让学弟学妹们失望。后来谢老师又提起此事，我终于下定决心讲一讲，并做了自认为充分的准备，然而还是由于没有经验，过于紧张，时间未到便匆匆讲完了准备的内容，不禁让我想起谢老师讲过的沈从文先生第一次上课的场景。
受谢老师的影响，我那时已经对我国早期的几位地质学家有了初步的兴趣，就在那天的沙龙上，谢老师建议我可从地质学家丁文江研究起。回来后我便开始搜集相关资料，为了避免上次我写张爱玲时的错误再次出现，这次我扬长避短，结合自己擅长的文学创造，写了以《丁文江》为题的话剧。话剧写完后，虽然还没有排演，但是写作的过程却让我对百年中国地质发展史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也更加增强了我进一步探索研究的兴趣。
我把话剧《丁文江》发给谢老师看，谢老师虽没有直接回复我，但据谢老师身边的学生说，谢老师说写的不错。
我在学校直接受惠于谢老师三年，毕业八年来，每当我处在重要的关口时，谢老师总能给予我不偏不倚的指导，让我走得更加踏实和坚定。我想，谢老师这堂课我可能永远也上不完了，谢老师留给我的课堂作业我可能也要一直写下去了。
平凡如我，在一所普通的学校学习着普通的专业；幸运如我，偶遇恩师，从此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旅程。谢老师在他的每次讲座的最后，喜欢引用梅贻琦先生的从游论作为结尾：“学校犹水也，师生犹鱼也，其行动犹游泳也，大鱼前导，小鱼尾随，是从游也。从游既久，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，不为而成。”谢老师在他的课堂上，践行着梅先生的这一教育理念，而我们这些小鱼，则尾随在谢老师的身后，从牧星湖游向更加宽广的世界。
2016年8月1日于保定
